当年红四军七大，毛主席落选。有四个代表决意跟毛主席共进退。他们是伍中豪，林彪，谭震林，古柏。因为伍中豪，林彪两人担任纵队司令。毛主席只带了谭震林，古柏去了闽西地区。

在1929年，红四军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，面临了其组织和战略方向的重要转折。6月份，红四军的七大被召开，此会议在缺乏一致理论指导下，显得格外重要。会议由陈毅主持，此时，红军高层如毛泽东、朱德和陈毅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尤为显著。

据多位参会者和后来的回忆录所述，会议氛围紧张但充满活力，所有参与者均可自由表达观点。尽管采取了广泛的民主形式，毛泽东的立场未能获得多数支持，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个重大的冲击。结果，毛泽东未被选为前委书记，而这一职位被陈毅取代。

此次会议过后，毛泽东的政治生涯遭受重挫，他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，转而到闽西特委进行地方工作的指导。然而，红四军的内部矛盾并未因此得到解决。仅仅三个月后，红四军的八大在九月下旬匆忙召开。尽管毛泽东身体状况欠佳，仍被要求参加会议。据陈毅后来回忆，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的回信中表达了对当前党内矛盾的担忧，并坦言自己无法满足各方面的要求。

红四军的前委对毛的不满达到顶点，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，并要求他必须出席会议。病态的毛泽东最终被迫乘坐担架前往会议地点上杭，但遗憾的是，当他到达时，会议已经结束。八大会议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明确的结果，被描述为不成功。

在1929年，红四军的行动和决议，尤其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指导下，开始显示其效果。8月中旬，中央政治局便针对红四军的七大决议进行了讨论，评估其中的得失。这次讨论中，部分决议被认为是有益的，而部分则被视为不当，尤其是关于过度关注内部纠纷的指责。

为此，周恩来被指派起草一封信，向红四军前委表达中央的关切。信中强调了红四军应避免内部争论，专注于统一和建设。此后，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了党内的情况，这进一步促使中央成立了一个由李立三、周恩来和陈毅组成的委员会，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具体指示。这封最终由陈毅完成的信件，后来成为著名的“九月来信”，其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“工农武装割据”和其他建设原则的观点。

随着1929年11月的到来，正在疗养的毛泽东接到了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。信中不仅重申了毛的理论正确性，还特别指定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。毛泽东在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后，很快康复并重返工作岗位。

为了进一步加强红四军内部的思想统一，毛泽东主持了前委的扩大会议，并提议尽快召开红四军的九大。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政治手段确立红四军的领导，并纠正存在的错误倾向。最终，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，红四军的九大在上杭古国成功召开，这场会议后来被称为古田会议。

1906年1月出生于寻乌的古柏，从小生活在贫寒之中，被迫早早地寄居在外祖父家中。这种家庭环境并没有阻碍他的志向。

14岁那年，古柏进入了广东梅县的广益中学。在那里，他不仅吸收了新的知识，还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。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创办了《寻乌》杂志，利用这个平台宣扬进步思想，试图唤醒更多人的政治意识。1925年12月，他的政治行动更进一步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

加入共产党后，古柏创建了寻乌县第一个党组织，并策划了著名的“三二五”寻乌暴动，这是当地第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行动。虽然最初的暴动遭到了反革命武装的镇压，但古柏并未气馁，转而组建了一支游击队。仅仅三个月，队伍就迅速壮大到五六十人，装备了20余支枪支。

1929年，朱毛红军开始从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进军，1929年1月3日，他们进入了寻乌。在这里，古柏有幸与毛泽东会面，并向他汇报了寻乌党组织的工作情况。毛泽东对古柏的工作表示满意，并鼓励他继续扩大队伍和建设力量。

1930年5月，朱毛红军再次进入寻乌，此时古柏已成为寻乌县委书记。由于部分革命基地发展得较好，部分同志出现了盲目乐观的态度，毛泽东决定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以唤醒大家。由于语言障碍，毛泽东请求古柏协助。在这近20天的调查中，古柏的工作能力和忠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调查结束后，古柏被提拔为毛泽东的秘书。

1934年，红军主力开始了艰苦的撤退。然而，古柏却留在了中央苏区，继续参与当地的革命斗争。中央苏区面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的严峻挑战，项英和陈毅领导的部队决定组织力量反击。在接下来的斗争中，古柏带领他的队伍与敌人正面作战，尽管人员和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，仍旧奋不顾身。

随着局势的恶化，仅剩的几十名战士继续战斗，直到队伍所剩无几。面对绝境，古柏不得不决定向相对较弱的敌人区域转移。他带领着剩余的战士历经千难万险，最终抵达安远与寻乌交界处的一座废弃寺庙，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。